上期我们介绍了重要的古希腊城邦之一 — 斯巴达城邦。这一期，我们转向最著名，最重要，在很多方面也是最有趣的城邦 — 雅典城邦。

斯巴达的社会制度非常有序，稳定，难以变化，而在雅典，则完全没有这回事，前面几个形容词一个也套不到雅典的头上。雅典人的爱好就是冒险，他们喜欢危机，喜欢波澜，喜欢改变。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雅典城邦经历过的最大变革，是她的掌权者的变化。起初，雅典城邦的统治者是一小部分叫 Eupatridae (中文勉强翻译成 世袭贵族 吧，就是 well fathered men ，俺爸是李刚那么个意思。希腊语这个词后半截 πατέρας 就是爸爸之意。) 的人。在一段大概200年的历程中，权力逐渐转移到 Demos (全体城邦公民，猜猜这是哪个词的词根，哈哈，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来。) 的手中。关于这个“全体公民”是怎么定义的，容后详述。

乍一看，似乎事情的发展合情合理，一个城邦从寡头统治转变成民主制度，是社会自然而然的发展进步。hmm…其实这是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因为我们今天觉得民主制度是好的 — 就连北韩都要打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牌子 — 所以认为古希腊也有同样的价值观。其实呢，就我们还能找到的资料而言，那时候的古希腊人也没有觉得这制度就如何优越了。因为这制度太复杂，也太不稳定，并非那么容易驾驭好的。实际上在这段漫长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有了！我们搞民主制度吧！这是一个缓慢的平滑的改变，而且有不少的偶然成分在里面。概括的来说，雅典在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无意地转向了民主制度。

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世界中许多城邦在经历一段 Tyranny (僭主制) 时期。这个词一开始并无负面意思在内，只是简单地表明统治者是强有力的人。原因大概是这样，当时战事颇多，一个城邦想要居民参军卖命，就得分点政治权利给他们，但是总有觉得分的不够多的人，一旦在军中建立起威信来，就直接夺权了。然而有两个城邦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雅典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谁？回头温习上篇谢谢。)

雅典对这种危机的回应是这样的 — 历史重大转折，在公元前621年，一个叫 德拉古 (Draco) 的人被赋予整理制定城邦法律的任务。这个德拉古制定的法律嘛，极度的严苛，管你啥罪行一律处死。以至于今天形容严刑峻法都用 draconian 这个词。不过呢我们现在看来这部法律的内容不如它的发行方式重要 — 德拉古把他制定的法律刻石板上放阿哥拉里公示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此之前希腊没有成文法，都是口头法律， Eupatridae 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跟平民打官司他们从来不输，贵族们只需向彼此负责，不需要向平民负责(话说我咋看着就这么眼熟？)；而从德拉古开始，法律明文化了。这是一个原则上的转变，从 人治 转向了 法治。尽管还仅限于原则上，而且还是严刑峻法，但以今度古，毕竟是巨大的进步。两千六百多年之后还有些国家没转过这个弯来呢。

不过原则上的法治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雅典居民还是被资源问题困扰着。雅典由其地理位置成为交易的中心，本地的农民以贩卖农产品为生，显然这东西受天时的影响极大，也受其它地方收成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今年黑海一带小麦丰收，那么雅典地区小麦就卖不起什么价格，最好是雅典丰收别的地方歉收，问题这不是雅典人能决定的，所以雅典居民的经济情况时好时坏，这是雅典面临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雅典的商人带来的。作为一个商业中心，雅典自然有很大数量的常驻商人以及他们的家眷，这些人不是雅典人，在雅典没有根，也没有土地，更不是贵族，应当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对待呢？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在政治系统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公元前594年， 梭伦 (Solon) 成为雅典的执政官。如果你去查字典，“Solon”第一个意思是梭伦这个人，第二个意思是“a wise law giver”(英明的法律制订者)。这也是对梭伦生平的概括。他来自一个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的雅典贵族家庭，作为领导者，他有机会对法律和政治系统进行改良。梭伦这个人非常有趣，他本人是个毫无野心的诗人，对权力地位财富这些东西，不说视做粪土吧，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兴趣。他尽自己的领导责任，把改良都做好发布出来，然后 — 就拍屁股走人了。他离开雅典十年之久，原因是，他不想这个系统必须通过他才能运作，要完成一个不依赖于某个个人的法律和政治系统。

那么这些改良都包括什么呢？首先他面对雅典的三类人：不愿分享权力的贵族地主；没有政治地位的商人；靠天吃饭的农民。梭伦从农民下手，他免除了农民大量的债务和卖身契。解释一下这个卖身契，农民未必都有自己的耕地，许多农民租贵族的土地来耕种，期待好的收成和好的价格能让他们在付完租金后还能盈利，能维持到下一年。然而收成和价格并非每年都能理想，如果入不敷出，今年就得负债；万一连续好几年都负债，最后很有可能签下卖身契成为贵族的奴隶，甚至会被卖到海外为奴。梭伦不但免掉了这些卖身契，他甚至下令从海外买回许多以前被外卖的雅典人。

然后，他对雅典的官员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从以前的只看出身，改成了只看财产(–_–||)。这叫做 Timocracy 。其实就是想办法把那些没有上层地位但是有钱的商人放进了这个系统里。梭伦按财产把雅典居民分成四个等级，此处不展开了，有兴趣可以自行查阅。

他又建立了一个400人组成的议会，向公民大会提供议程。这里的公民大会，指的是雅典全体男性成年公民，这点倒是跟斯巴达一致，但是制度完全相反。雅典是少数人(议会)提议，多数人(公民大会)表决；斯巴达则是多数人(公民大会)提议，少数人(元老院)表决。

梭伦是一位诗人，他在一首诗里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大鸟(不愤怒哦亲)，它一个翅膀护住一派人，另一个翅膀护住另一派人。然而事实上是，梭伦对两派人都没能讨好。贵族这边自然觉得他太过分了；农民商人那边呢又觉得他做得不够啊。问题是，如果两派人都讨厌他，是不是说明他做的事情大致上正确呢？

梭伦的改良对一些表面上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远远不能根除实质问题。大概公元前560年，他的一个亲戚， 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os) 从下层崛起，以战争胜利的形式获得了雅典的统治权。名义上这算是僭主，他和他的儿子统治了约有40年。

在庇西特拉图做执政官间，他并没有如何实行独裁统治，还是保留了大量梭伦的系统，只是对土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前面说过，梭伦从海外买回了许多雅典人，但是这些雅典人都是农民，回到雅典后又没有土地，只能长期做为赤贫阶层在社会下层混日子。庇西特拉图于是分给这些人少量的土地，以供他们安身立命。

庇西特拉图还给雅典制定了一系列的节日，例如著名的 女神节(Panathenaic Festival) 。他还在雅典启动了一系列大型建筑计划，雅典的宏伟建筑多半在他执政期间开始建造。庇西特拉图做这些事情基于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他希望雅典人民能够为雅典城邦感到骄傲自豪，希望雅典城邦能够青史留名。其次他希望借此能团结雅典人民，使人民能够效忠雅典城邦，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阶层。最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尽管给贫困阶级分了少量土地，毕竟是不够的，还有大量的雅典居民没有土地耕作，无法自足；这些大型工程正好需要大量人手，能够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好景不长，雅典城邦内的贵族家族们暗地里联合斯巴达人；贵族们当然是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而斯巴达则是觉得，雅典的“民主”制度太不稳定了，太危险了；虽说看似跟斯巴达城邦无关，但是就怕有斯巴达人看了之后产生什么想法(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毫厘不爽)。所以这两方一拍即合，公元前510年放逐了庇西特拉图家族，推举了一名纯正的蓝血贵族 克里斯提尼 (Cleisthenes) 上位担任雅典执政官。他们当然是想恢复以前贵族说了算的局面，结果如何呢？克里斯提尼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雅典民主之父”(The father of Athenian democracy)。统统靠不住啊。

克里斯提尼到 伯里克利 (Pericles) 在位期间，从公元前510年到450年，大概60年，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内，雅典真正形成了民主制度。克里斯提尼对雅典的贵族们一开始就非常失望，觉得靠这批人不可能把雅典搞好，于是他转向平民，开始真正把平民往雅典政治系统里面塞。梭伦的政策很大程度停留在纸面上，而克里斯提尼开始真正地贯彻实行。比方说，他创建了一个新的五百人议会，分成十组，每组五十人。这个议会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是藏在后面的理念很简单：雅典三类人：住平原的(富裕地区)，住山区的(贫瘠地区)，住海边的(商人)。克里斯提尼在三类人里面各取一批，放在一起，组成一个“选区”；这样组了十个选区，每年每个选区里面自行选出五十个人来，一共五百个人就是议会。他希望这样能够打破地区、身份、家族、职业等藩篱，让这些人通力合作，让雅典人民能为雅典的好处着想。他把雅典的政府职位向几乎所有的雅典男性公民开放，比梭伦的“按财取材”更进一步。现在雅典平民不仅能投票，还能当官了。

说到投票跑个题，介绍一下雅典独有的 放逐制度 (Ostracism) 。这也是克里斯提尼的发明之一。每年一次，雅典公民在阿哥拉聚会投票，每人在陶片 ( ostracon 就是陶片的意思)上写个名字，然后开始唱票。如果票数最高的那个倒霉蛋得到了足够的票数，比方说，几千票，那么他在雅典就是神憎鬼厌的人，必须离开雅典城邦十年。这个制度是为了防止贵族对改革进行阻挠的，如果某个贵族引起了众怒，这风险可是很大的，平民们可以用选票把这个人给踢出雅典。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力度很大，雅典的全体民主制在他执政期间基本成型，其后还有一些修补和发展。比方说雅典有不少海员水手，他们没有被纳入到这个系统中来。在公元前490年到478年，希腊世界与波斯进行了波澜壮阔的 希波战争 (Greco-Persian Wars) 。许多传奇故事，如马拉松，温泉关三百勇士等，以后详述，这里只是想说明，虽然胜利属于希腊联军，但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是由雅典海军完成的。雅典海军的实际指挥者 地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这也给他带来了灾难) 。他利用他的威望在议会通过了法案，给海员们在雅典政坛也争得了一席之地，也给雅典民主补上了一块拼图。

在约公元前460年至450年，雅典执政官是 Ephialtes (艾斐烈特，被暗杀了) 和前面提到的伯里克利。他们搬开了雅典民主的最后两块绊脚石。首先，艾菲烈特把传统的元老委员会 亚略巴古 (Areopagus) 的权力大幅削弱。这个元老委员会本来的权力就不如斯巴达的元老院，改革后更是只剩下对谋杀定罪的功能。所以说他被暗杀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其次这两位执政官引入了 付费公共服务 ( paid for public service )。这个概念到今天还有争论，公共服务到底需要不需要付费？这个问题太深奥就不说了。总之，在大概公元前450年，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过后，雅典民主总算是成了。所有雅典公民都能参政，都能投票，都能当公务员，这个系统不会去查你的财产，出身，职业等等。

这个系统是怎么工作的呢？雅典主要的管理官员有三名，每年由选举产生。这些官员的权力相对较弱，远不及斯巴达国王。主要的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根据现在能掌握到的信息，当时雅典公民大会里的辩论是极其激烈的，雅典公民是非常认真地参与到政治中来。这对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问题，公民大会的意见过于摇摆不定，过于多变，导致许多政策无法延续实行。斯巴达的制度抵制一切改变，雅典的制度则太过易变，斯巴达没有油门，雅典则没有刹车。

那么说了半天公民大会，到底谁才算雅典公民？嗯，雅典公民的定义是“父母都是雅典人的成年男性”。在四十万雅典居民中，大概有10%也就是四万人的样子。其他人，包括未成年人、女性、暂居雅典的工人或商人、奴隶，都不包含在这个民主系统内。也就是说，对雅典城邦10%的居民来说，这是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系统。而对剩下90%的人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雅典城邦的财政来源是哪里？希波战争之后，斯巴达人看大局已定，就回家去了。而雅典人觉得在亚得里亚和爱奥尼亚海岸地区还有希腊人被波斯统治着，应该去把他们解放出来。于是以雅典城邦为首组建了联合部队反攻波斯。一开始这个联合部队是自愿加入的，各城邦之间的合作也算是不错。在公元前454年，雅典把这个同盟变成了 雅典帝国 ，雅典城邦则坐收帝国各地的上贡财物。这些财物名义上是维持雅典军队之用，当然大部分也确实是用在了这里，不过还有一部分被用来建造雅典的宏伟建筑了。这是一部分财政来源。另一部分则是大量的奴隶带来的生产力。在雅典，奴隶没有斯巴达那么普遍，但是依旧是整个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当时以及不久的后世是一直被诟病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这个制度的问题在于，它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摆上领导位置。他们认为政府应当由“最优秀”的人组成。这叫 Aristocracy 。也有人认为这种制度缺乏对优秀公民的尊重。更多的人认为这种制度太过不稳定，太过多变，永远也无法预测下一步会有什么政策出台。

雅典民主给当时以及其后两千五百年中的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它给人展示了一个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后人需要解决“如何运作”以及“为谁运作”等问题。城邦政治就到此为止，下几期，我们看看城邦在文化方面的遗产。